《德国与中华民国》柯伟林　序言

中译本序言

中德关系史，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缺乏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学者开始关注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整理出版了一批资料，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性的论文，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与西方国家学术界比较，近十多年来我国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进展仍然缓慢，成果亦不算多。德国、美国的历史学者，都已对中德关系史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郭恒钰教授、罗梅君教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费路教授，法国弗赖堡大学伯恩·马丁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等，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中，柯伟林教授的著作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水平，在国际学术界有良好的影响。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四位民国史学者，将这一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相信它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会起有益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德两国之间只有一些简单的海上或陆路商业贸易往来。鸦片战争以后，德国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活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它并非侵华活动的主要角色，而是跟在英、法等国后面分享一杯羹。19世纪以来，随着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向海外扩张，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掠夺，并成为英、法等国争夺中国的强劲对手。它在中国划租界、修铁路、开矿山，强占胶州湾。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粉碎了德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雄世界的迷梦。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权益被全部让予日本。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出大国争夺中国的行列。

中德关系的复兴，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自1928—1933年，是双方关系的初步发展阶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在积极依靠美国、日本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德国，以寻求德国的军事支持，稳定本身的政治、经济统治。而德国在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并逐渐解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再次向外扩张。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各军事机关聘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并以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方法训练军队，以德国的新型武器装备各部队。双方的经济贸易亦在不断扩大。

不过，中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谐与活跃的时期，却是1934年以后至1937年间。这一时期，双方由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发展为政府间的密切合作。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方面。而德国希特勒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并进口军备原料。在对日关系上，德国由于与日本结盟，并与中国友好，同时又不愿日本取代德国在华利益或因战争受损而丧失其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因此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表现了较为中立的态度。

可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德国继续执行两面政策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因而自1938年以后，中德关系由密切合作逐步后退。德国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逐步明显地倒向日本，宣布军事顾问离华，严令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特别是在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41年7月，德国政府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府。12月9日，中国政府宣告与德国断交，中德关系完全破裂。

柯伟林教授的著作在简明扼要地叙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德关系之后，以大量的篇幅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演变，论述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战略，并深刻地探讨了这种关系给双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柯教授还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国民党人对德国历史经验的认识和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作为柯伟林教授多年的朋友，我对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文版序言

对一位外国作者来说，看到自己撰写的关于中华民国史的学术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无疑感到十分荣幸。我非常感激陈红民教授、陈谦平教授以及申晓云、武菁女士所做的杰出工作以及他们的耐性，感谢钱乘旦教授的校译工作，也感谢陈意新先生最初对这个翻译计划所给予的鼓励。我特别要对张宪文教授给予的支持表示谢忱，他已使得南京大学成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中心。

自本书英文原著1984年出版以来，关于这一课题又有许多著作相继问世。弗朗索瓦兹·克赖斯莱尔（Francoise Kreissler）对多方位的中德文化关系进行了出色的探考。在柏林，费路（Roland Felber），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尤其是郭恒钰，为促进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新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台湾，早期的中德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们新的注意。奇怪的是，恰恰是在中国大陆，中德关系史的研究还很薄弱，论著甚少。¹

这或许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因为中德关系就某种程度来讲，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既重要又独特。这里，我仅就一个方面的内容试加评论，即：文化关系在构造中国同其他国家间合作框架过程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讲比较薄弱。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期间中国的三个主要合伙国中——依年代的顺序它们分别是苏联、德国和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是最真诚的，彼此也十分满意。它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即相对于这种关系中的其他因素而言，两种文化和经济之间的交往显得最为重要。在这三个伙伴关系当中，1937年以前的中德关系是极不寻常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对全球性或地区性强权政治的共同兴趣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不考虑共同的战略需求之上。尽管在那里发展的是一种相互受益的军事关系，但对任何一方来说，并没有朝着特定的政治或战略目标进行具体的合作。我们毋宁说，是中德之间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广泛的文化交流维系了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虽然只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中国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同为主张修正国际条约的大国，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它们均被排除于国际秩序之外、都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样一种地位却使它们皆能无拘无束地创造中外合作的新形式，并在领导人物中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保证——某些中国领导人理解为（抱有太大希望）两国之间的“共同的命运”。人们甚至可能会说（中德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某些共鸣之处，特别认为中国对德的态度是将其视为中国发展某些特定方面的模式或良师益友。由于中德关系中并没有实在政治利害关系，使得双方外交部变成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而与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越来越不相干，这些则已成为其他部门的事；这也允许各种从事这些合作的信托机构和协会一时稳定地增长起来。

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就是一个恰当的实例。在中国国家机构中雇佣外国人是中国政府引进外国“文化”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接受外国的专门技能，得到技术援助，而又不会使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太多的麻烦。尽管向前可以追溯到元朝（马可·波罗）和明朝（北京耶稣会士），但在规模上成为一种意义重大的一般性的惯例则只是在晚清和民国时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国专家在许多政府部门供职，发挥了广泛的功能。他们大部分以个人的名义受到雇佣，其他人则得到了诸如国际联盟等跨国组织和私人慈善机构的赞助。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单个的私人合同得以雇佣的，甚至当雇佣是由其他代理机构来进行时也是如此。他们的“非官方”性质使中国政府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延长或解除合约。在所有的这些尝试中，正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成功。

既然军事顾问团的工作不涉及提供顾问的国家自身的军事战略，那么无疑它就更容易取得成功——而苏联在1920年代和美国在1940年代的情况则不是这样。然而，那也是置身于合作中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文化方面亲和力的结果。例如，马克斯·鲍尔呼吁蒋介石在人民联盟（Volksgemeinschaft）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就非常适合蒋本人的政治观点与感受。德国的经验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同一个外国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而这个外国的发展道德观——正如蒋和其他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同他们自己的观念协调一致的。

当然，在南京政府时期并没有一种作为文化输出的单一的德国“发展模式”。尽管中国军事工业的动员自认为模仿的是德国“战时经济”的概念，但历任德国顾问的政治思想并无连贯性。从1920年代晚期鲍尔浪漫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到希特勒统治时期各种牌号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再到（对蒋介石本人影响更大的）一个杰出的军官团是国家力量的关键和国家的“教员”这种普鲁士式的思想（这是汉斯·冯·塞克特的贡献）。然而，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对中国方面来讲虽然常常变成不切实际的希望，但这种种德国的经验却加强了一种混合的国家形象，即这个国家的领导成员和公民已经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实体锻造了基础（关于这一点或许最好参见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典礼上的讲话）。在这种背景之下，甚至连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亦可被一个公开关心“中华种族”如何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的中国领导层所理解——假如不是被他们赞赏的话。

这种形象有时被浓聚成一种广为赞赏的德国“精神”和“民族特性”的印象，尤其是当它们比起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形象时，就更为如此，其价值几乎无法在量上加以评价。虽然我们多少能通过与之有关的出版物来评价那些制定政策的精英们的思想，然而我们在这里却无意在高层次上讨论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不过，这种观念当时在中国的政界和军界领导层中确实普遍存在，成为影响中德关系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同军事领域一样，中德在经济领域中合作的部分基础，亦可以从文化领域找到。在工业规划的范围内，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话，至少在有关合作的形式上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中德工业关系所具有的特色之处既在于它的合作方式，也在于它技术转让的范围。

德国工业极好地适应着中国一种所谓新国家主义的经济文化。正规的文化交往也推动了中德经济关系的发展。由全德工业联合会所代表的德国工业及交通界主要企业眼睛盯着中国市场，投下大笔资金，在广泛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寻求实行一种全面的工业战略。这种“文化宣传”——如人们所称呼的那样——特别支持中国和德国的教育机构培训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它也促成了许多新的中德组织和德国在华文化机构的建立并给予了经济支持。与此同时，一个由德国工业界所做出的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资助了中国技术人员的培训，于是越来越多的留德人员回国后在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各个管理机构中担任职务。

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加深了中德军事和文化精英之间的相互尊重。但这种关系史也显示出，无论这种文化和经济联系是怎样的深广和重要，它都是不够的。最高政治阶层缺乏协调给这种关系带来了内在的不安全感。它以非战略性关系开头，但战略性利益方面冲突的任何升级都会使中德关系容易受到遏制或被取消。

出于东亚战略的考虑，希特勒最终恢复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摧毁了中德合作广泛的文化（和非政治的）前提。虽然德国的工商界和军界于1937年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中国院外集团”，直到1939年仍继续将同中国方面的经济合作保持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水平之上，但到那时，苏联已取代了德国成为中国的主要伙伴。对双方来说中德关系的重要性都减小了，直到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趋于缓解之前，也未能回复到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水平之上。

然而，那是另一段更现代的历史了。我很高兴现在中国的读者们可以利用我的这部有关中国较早时期对外关系的论著了。我期待着他们的批评。

新中文版序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在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再版此书，我深感荣幸。在此，我对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陈意新教授对于该课题的一贯支持深表感谢。

任何一本书如果能够在其首印二十多年之后再版，可能更多的是因其主题的重要性，而非该书本身的水准。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再版呢？

如果读者所寻求的是关于中德关系史的最新研究，那么他们就找错地方了。自从这本书的手稿完成后，我们对于中德关系的理解已经随着大量原始档案的开放而大大丰富了，尤其是从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档案馆得到的资料，以及从苏联，特别是从前民主德国档案馆新近获得的材料。自1984年该书第一版发行以来，已经有三十多本关于中德关系史的中文及德文论著出版，但这本书仍保持了其独特性——也许它是唯一的一本最先由中德关系的“局外人”编著，而且最初以英文写作的书吧。不过这并不是这本书的要义，并且这也不是其再版的一个充足理由。然而，我以为——当然是很愉快地以为——自从本人最先致力于中德关系研究以来，尽管围绕这一主题发掘了大量的新原始档案，产生了新的治史方法，但本书的基本叙述和重要论点仍旧可以“岿然不动”。

如果本书仍然还值得一读的话（这个要交给读者来评判），那么与其说是因其对于我们理解中德双边关系方面的贡献，不如说是它抓住了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即中国现代的国际化。本书源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我给这本书最初拟订的书名是《外国模式与中国的现代化》。在导言部分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清朝和民国（正如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向其他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经验的优势。当时中国的领导者面临着非常多可供选择并且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有时以“主义”的形式出现，“主义”是指公认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或哲学概念。但这些主义（共和主义、立宪主义、法西斯主义甚或是列宁主义）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脱离于其各自不同的国家渊源。概念不是光有纯粹抽象的包装，而是同时包含于个体和国家的经验中。我认为在国民党的南京十年统治时期，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没有一个单独的孤立的“德国模式”，而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重要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影响，并且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这些模式受到人（从“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冒险家马克斯·鲍尔到其雇佣者——墨守成规的信奉儒家学说的军阀蒋介石）和机构（从中国研究学社到同济大学，再到国民党自身）这两方面的制约。

《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里，包含着我一直试图将其明确表达清楚的观点，即现代中国一个本质的，也许是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我认为，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的角度观察，现代中国史简直无法理解。本书第三章指出，夺取政权的国民党当然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但是就其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而言，它又是极为国际性的，更不要提它的军备武器，那些武器早期基本上完全从国外进口。国民党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中国的革命党，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革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中国共产党深受其影响。

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到20世纪为止（如果不会更早的话），国际的或全球的或国外的事情作为一方面，而“中国”的事情作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很多领域已经不可能进行划分了。如果我们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际化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的和国外的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

这并非是要暗示在这个阶段国际化的影响是施加给中国的。比如，如果195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目前的研究课题）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主张与中国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张性的话，（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者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领导人的革命生涯既是国际性的又是民族性的。在中国国内，就这些政治活动、经济组织、法律和监狱系统或者无论什么而言，我们都不该用“施加”这个词，而该用国际文化惯例的“内卷化”，并且，我们至少必须假定中国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与国际影响这两者应该具有相同的作用力。本书第六章揭示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理解，充分说明了这种论点的正确性。

我必须指出，这一关于用国际化视角研究现代中国的观点，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当不为西方史学界所认可，尽管我相信这种状况目前正在改变。本书的编撰，是有意识地遵循费正清教授的多国、多档案的国际史研究传统来进行的，并寻求从多种角度和多个正式或非正式参与者的观点来理解国际关系，因为我恰好是费正清的最后一名弟子。在费正清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现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在西方和中国都还是处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中心。那时在中国北京，费正清的老师蒋廷黻制定了现代国际史的撰写标准。然而，关于中国国际史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当时中国和一些西方学者批判费正清等学者所持的是很大程度上从外部来看待中国的“帝国主义”观点，因此不能明白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内部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据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动因。后来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之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发展当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也阻碍了这个领域更加深刻地理解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国际化进程，而且还妨碍了我们领会这样一个事实，即被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伟大而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同时它在很多方面又是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且从1912年起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就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它的形成，正如中国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的所起的作用一样。

关于中国国际化的研究近年来复苏了，毫无疑问这部分归功于中国在世界上持续迅速增长的地位，以及中国国内的更加迅速的国际化步伐，还有中国及海外档案资料的日益开放。中国的国际化最近一直是由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以及哈佛大学我本人所主持的跨国研究项目的课题，对此我深感荣幸。

当从事这个课题时，我们寻求在中国国际化的研究中设定两个新的议题：其一，是我在上文中所提的国际文化惯例的“内卷化”。我们要问，我们如何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某些分支的耐久生命力？其中不容忽视的就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仍然相当重要的列宁主义。当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时候，又能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研究中学到什么？中国资本主义早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就已在与外国的联系过程中成熟了，而后又在中国东亚沿海外围地区繁荣壮大。中国20世纪的三波法律改革浪潮在何种程度上“内卷化”了国际上的法律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中国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眼前及将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自然环境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中国在一个农业、工业和工程大规模国际合作的世纪中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的？

第二个宽广的目标（同时也是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相对主要的目标），就是在世界和地区的背景环境下去看待中国，该环境下中国的国际成员资格已经重新定义了全球社会及其惯例。除去众多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中国一些个人也拥有这些组织的会员资格）以外，中国作为共产国际、国际红十字会、国联和联合国等众多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其影响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影响是很显著的）？尤其是民国时期（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在中国国内知识界主流看起来颇为显眼的文化国际主义对于中外伙伴关系以及中外敌对状态性质的定义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首先还需要解释，尽管存在着关于中国“孤立主义”的诸多历史论述，20世纪中国真正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的时期，仅仅是从大约1962至1970年的这段时间，而且这种孤立状态的例外情形正好可以证明中国国际化这一规律。

在看待中国现代历史的国际化维度时，较之于“全球化”我更愿意使用“国际化”这个术语。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家和政府对于20世纪中外关系无论是从私人还是公众的角度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在国家之间、跨越公认（尽管有时存在争议的）国界的不可避免的背景环境中发生的。而且国家和政府对非国家的参与者的许多活动还进行调停斡旋（以及监督）。此外，“全球化”这一概念的预设是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不断趋同。全球化没有考虑如下的事实，即文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不及运输、通信和贸易方面的革命所产生的变化快，后者的变化促使人们相互联系，又往往使彼此间发生冲突。

这把我们带回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德关系的历史描述中去。我对这段历史着迷，正是因为这段国际关系是发生在世界大战前夕而且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涉及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诸多方面，比如合资企业、经济和教育方面，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国界传播等，而且还因为政府及领袖对于这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开始时至关重要但到最后却是悲剧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于本书最后的分析。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不是什么非人力的因素，而正是人类自身往往由于不完整的信息、太多的目标，并且时常戴着无法改变的意识形态的眼罩影响着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Footnotes

1. **克赖斯莱尔：《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巴黎，1989年；郭恒钰辑：《从殖民政策到合作：德中关系史研究》（Von der　Kolonialpitik zur Kooperation：Studien zur　Geschichichte der de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慕尼黑，1986年；《德中关系史，1900—1949》（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1900—1949），《柏林洪堡大学学报特刊》第37卷，第2期（1988年）；余文堂：《中德早期的贸易关系，1650—1860》，台中，1989年。关于这个题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刊物上仅发表了一篇文章，是李兰琴的《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对华政策》，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179—191页。 ↩